蔣萬安的人設是矽谷律師，但英文能力顯然配不上這個人設。在這篇貼文，我要進一步談法律與英文能力之間的關係。

我不是律師，但有豐富的訴訟經驗，不只在台灣，還包括美國與加拿大。我剛算了一下，我在北美雇用過的律師共有十八人（不完全為了訴訟）。

我雇用的有填表格的律師，準備書狀的律師，還有打官司的律師。他們的收費從論件計酬到每小時兩千美元都有，雇用時間從1998到現在。

這些律師有三個共同點：思路清晰、用語精確、書寫流利。因為案件都在北美，所以他們的英文都很好，但單憑律師英文好無法獲得勝訴。

律師英文好只是訴訟「不敗」的基本條件，英文不好必定敗訴。律師的英文好還不夠，當事人的英文也要好。在北美，英文不好的人最好不要興訟。萬一成為被告，英文不好就已經輸了一半。

訴訟的勝負取決三條件：法律、證據、與策略。法律與證據要協調，但分屬律師與當事人所有。訴訟策略也要雙方研商。三者並存要靠良好的英文溝通。

若當事人的英文不好，極可能看不懂書狀，或不能理解法理，因此無法提供最有利的證據，遑論參與訴訟策略的擬定。若訴訟因當事人的英文不好而落敗，我不會覺得意外。

更嚴重的是，當事人的英文不好會成為訴訟破口，吸引對造的攻擊。

北美的訴訟有所謂的交相詰問，當事人要接受對造律師的詰問，回答就是呈堂證據。若當事人的英文不好，給錯答案，用詞不當，甚至會錯意，審判時要付出慘痛的代價。

交相詰問是殘酷的過程，雙方皆步步為營，而且可以很醜陋。我在北美曾被告，也曾告人，接受對造律師的詰問達數十小時，每次的筆錄動輒七、八十頁（附圖）。

在交相詰問結束後，若原告自知勝算不大，多數會主動撤告。若被告自認理虧，也會尋求和解。北美的訴訟很少進入審判（介於2%到5%），因為律師費太貴了。

我涉入的訴訟都在審判前就結案。我是被告的案件，原告無條件撤告，還賠償我律師費。我是原告的案件，被告提出鉅額賠償，我同意和解。

上述訴訟結果證明法律站在我這邊，證據對我有利，且我方的訴訟策略正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英文能力通過法庭的考驗，不怕被告，也有資格告人。

講完法律與英文能力的關係後，我要把焦點拉回矽谷律師蔣萬安。根據我的觀察，蔣萬安在哈佛演講所表現的英文能力，不要說在美國當律師，連告人或被告的資格都沒有。